孔子不担忧人民不好，但认为人类社会一定要有君子引领大众。

和合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体现，是为化解人类当代所共同面临的种种冲突与危机而构建的理论思维体系。(《富平答问》，《二曲集》卷15)明体而不适用是腐儒，适用而不明体是霸儒，不明体不适用是异端，体用和合。

人类需要共同应对和化解共同面临的冲突和危机，从古今中外文化宝库和现实语境中铸炼出体现时代精神的核心话题的理念，这个核心话题的理念，支配着对时代所面临的冲突和危机问题的理解、回应和化解。和爱理则：和生、和处、和立、和达理则的根基和动力是和爱，是人类的生命智慧、智能创造的火焰和力量，是各个生命体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活水和依据，亦是他与他者之所以互相尊重、互信互谅的因缘和基础。这便是和合学理论思维自我合理性论证的历程，而其他理论思维亦不例外。任何一个民族的理论思维体系，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潮或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都是通过一系列哲学概念、范畴来表达的，是由诸多互相联系、作用的哲学概念、范畴间的逻辑的有序性、内涵的确定性、性质的清晰性、结构的整体性构成的。尚和合的鲜花，必将在中国以至世界遍地开花。

①这是因为知道我们如何知道是知道我们知道什么的一小部分。和达理则：孔子说：己欲达而达人。如果按朱先生的理解——易象与形器属于器的层次，刘注引文无疑是贵器。

实际上问题并没有解决。朱先生认为应当放在孙语道合，意气干云句下，显然不合理。为什么将该文视为孙盛的作品，马氏没有解释，但从历史文献看，似乎没有问题。(《易学哲学史》第一卷，第377页) 我们认为两者分歧并不是道器之辩。

将象数思想纳入玄学的体系中合理解释，才能保持玄学对社会的影响力。及其发言遣辞，往往有情致。

东晋咸康六年，孙盛与殷浩就易象妙于见形发生了论战。圆影备未备之象，一形兼未形之形。遍查玄学家王弼与韩康伯的著作，没有发现他们有以易象为形而下的形器之物的言论，因为这是易学的基本常识。②[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45页。

或者说，易象是圣人表达多种事物共性的象征性符号，怎么能等同于具体形器呢?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指出：是故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⑨至于孙盛的《老子疑问反讯》《老聃非大贤论》表达的圣人之道通过圣人政迹表达的思想，正是典型的玄学政治史观，具体可说是郭象圣人哲学的回声：夫圣人游于变化之途，放于日新之流，万物万化，亦与之万化。《世说新语·赏誉》记载：殷中军道韩太常曰：‘康伯少自标置，居然是出群器。从某种意义上说，韩康伯易学的这一历史性妥协，弥补了王弼易学的局限，扩大了义理易学的解释空间。

因为该文的内容是论述易象高明于形器，这一说法源于《系辞》与《说卦》，乃是象数派与义理派的共识。圆应不可为典要，故寄妙迹于六爻。

然而，研究这个问题并非易事，不仅需要研究者具备易学专门知识，还要熟悉魏晋思想史尤其是魏晋玄学。因此学术界出现的分歧是，它究竟是出自孙盛的《易象妙于见形》，还是殷浩的反驳文字?对此问题，自清代迄于当今，皆有不同之观点： 1.清儒马国翰在《玉函山房辑佚书》中，归于孙盛名下，名为《易象妙于见形论》②。

遗憾的是，因为对魏晋玄学不十分熟悉，故朱先生对两派争论的焦点问题，同样作了误判。魏晋时期象数与义理两大易学流派，经常互相攻击。(《晋书》卷七七《殷浩传》，第2047页)韩康伯出山后，是司马昱府上的重要谈客，官至侍中，领军将军。④为何认定是殷浩的作品，严氏也没有解释。南朝人刘峻能看到的，只能是著作或论文。从这个角度上看，玄学家在悟道的问题上，更重形器。

道不是虚悬之物，必须通过有形事物(形器)表现出自己的存在。(《晋书》卷七二《郭璞传》，第1901页)永昌元年(322年)，郭璞以占卜为依据，上奏元帝要求大赦天下：以囹圄充斥，阴阳不和，推之卦理，宜因郊祀作赦，以荡涤瑕秽。

这两篇文章的主要思想是：宇宙大道不是个虚玄之物，而是通过顺应事物的变化，表现出自己的存在。当代著名易学史家朱伯崑先生支持严氏的观点，他说：就刘注引文的内容看，严可均说可信。

值澄渟之时，则司契垂拱。孙粗说己语，亦觉殊不及向。

另一方面，易象并不是具体事物的本质与规律。朱先生的主要依据是，刘注引文表现出的学术倾向是重道轻象，符合玄学义理派特点，著作权应归殷浩，不可能是象数派孙盛的作品。永和是晋穆帝的年号(345-356年)。⑨[晋]韩康伯注《周易·系辞》引[魏]王弼《大衍义》。

注释： ①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38页。这段话的大意为：语言无法完全表达思想，于是圣人通过易象(象)表达了自己对宇宙万物本质规律的看法(意)，再通过卦爻辞(言)解释了易象蕴含的思想(意)。

即使义理易学的支持者司马昱，也令卜者扈谦筮之(《晋书》卷三二《后妃传》，第981页)，解决妻妾的不孕问题。故尽二仪之道，不与《乾》《坤》齐妙。

殷浩属于魏晋玄学义理派，注重易道，忽视易象。真长既至，先令孙自叙本理。

《系辞》说的很明确：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形名学与言意之辩同样是魏晋玄学认识真理的学术方法，言意之辩是解决自由解释经典的方法，形名学是通过现象分析本质规律的方法。六爻周流，唯化所适，故虽一画而吉凶并彰，微一则失之矣。(19)见《世说新语·文学》，载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55-256页。

其一，关于刘注引文所处位置问题。①学术界对这场论战的时间、地点与人物，没有什么争议。

(见楼宇烈《王弼集校释》，547-548页) ⑩[晋]郭象注《庄子》之《大宗师》《缮性》语。孙盛能进入这个高级的清谈圈子，说明他有相当的学术实力，并且熟悉玄学家的基本理论。

(见[清]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46、552页) (11)[晋]陈寿《三国志》卷一三《魏书·王肃传》裴松之注引孙盛曰，第415页。⑥李中华《孙盛儒学思想述评》，载《晋阳学刊》1992年第5期，第55页。